贺克斌：京津冀实现空气质量达标还需作出哪些努力？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近日发布了由清华大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洁空气创新中心共同研究编制的《京津冀如何实现空气质量达标?——基于情景分析的京津冀地区PM2.5达标情景研究》报告。报告基于京津冀区域的能源模型、污染源排放清单模型和空气质量模型，提出京津冀地区内所有城市实现PM2.5达到国家标准(年均值35μg/m3)的路线图。我们想知道，京津冀如何实现空气质量达标?在实践过程中的难点是什么?

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环境学院院长，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多介质复合污染与控制化学”创新群体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区域复合大气污染与控制”创新团队带头人。

京津冀地区到2030年空气质量能否达标?

3个模拟情景均可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但仅有强化情景可使京津冀地区全面达标。

中国环境报：《京津冀如何实现空气质量达标?——基于情景分析的京津冀地区PM2.5达标情景研究》的研究背景是什么?

贺克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μg/m3左右。根据环境保护部2013年提出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力争到2030年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即PM2.5年均浓度35μg/m3。

现在是2016年，由于实现阶段性达标时间紧迫，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京津冀地区需要做哪些努力可以实现空气质量达标?为此，我们在报告中对京津冀地区2030年PM2.5的达标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设置了3个不同情景，即基准情景、最佳技术情景和强化情景，据此构建2013年及2030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并运用空气质量模型模拟，定量评估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京津冀地区PM2.5的削减效果，为京津冀地区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环境报：报告设置了3个不同情景对京津冀地区PM2.5达标情况进行分析，这3个情景设置的依据是什么?

贺克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分为两大类，即结构调整和末端控制措施。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是结构调整的两个立足点，是可以从源头削减排放的措施。末端控制措施是污染物排放至大气中之前削减排放的措施。据此，我们根据结构调整和末端控制两个关键因素设置了3个情景。因为报告研究的目标区域为京津冀地区，但由于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受其他周边地区改善效果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对京津冀地区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也相应地设置了这3个情景。

基准情景是基于2013年能源消费量、产品产量及末端控制技术分布，根据现有防治措施的执行，量化2030年结构措施和末端控制措施，包括基准能源方案和基准末端方案。其中，基准能源方案中的结构调整措施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等完成的《中国2050低碳发展情景研究》设定，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等措施。基准末端方案参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环境保护部重点行业大气排放标准及编制说明，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安装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控制机动车污染排放等措施。

最佳技术情景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采用最佳可行性技术替换原有末端控制技术，包括基准能源方案和强化末端方案。最佳技术情景下的基准能源方案与基准情景中的相同，而强化末端方案依据《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欧盟的BREFs和美国环保局的Air Control NET等设定，包括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控制氨氮相关污染源等措施。

强化情景是基于最佳技术情景，强化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强化能源方案和强化末端方案。强化情景下的强化末端方案与最佳技术方案下的相同，而京津冀地区和其他地区强化能源方案所设定的措施有所区别。京津冀地区的强化能源方案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等完成的《京津冀大气雾霾排放情景研究》报告设定，包括清洁能源替代、提高外购电和能源发电比例等措施;而京津冀以外其他地区的强化能源方案主要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等完成的《中国2050低碳发展情景研究》报告中的低碳发展研究情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加强了主要结构调整措施。

中国环境报：通过对3个不同情景的模拟分析，京津冀地区到2030年空气质量能否达标?

贺克斌：首先来看3种情景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VOCs等4种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效果：基准情景下，现有政策可将2030年的4种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3年基础上削减1/3左右;最佳技术情景下，强化末端控制、提高控制效率可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VOCs排放在2013年基础上分别削减约73%、58%、67%和57%;强化情景下，进一步调整京津冀地区能源、产业结构，可使4种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3年基础上分别削减约85%、74%、82%和72%。

此外，我们还发现，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同时可以带来温室气体减排。在强化情景下，2030年京津冀地区将在2013年排放基础上减排约2.1亿吨二氧化碳，下降率达19%。能源结构减排措施和产业结构减排措施对京津冀地区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分别为78%和22%。

关于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基准情景、最佳技术情景、强化情景均可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但仅有强化情景可使京津冀地区全面达标。强化情景下，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PM2.5年均浓度将由2013年的89.5μg/m3、96μg/m3、108μg/m3降至2030年的23.2μg/m3、28.0μg/m3、28.2μg/m3，相应降幅分别为74%、71%和74%。但是，由于河北省各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差异较大，因此，改善效果也存在差异。

当然，我们在进行空气质量改善效果评估时采用了偏于保守的方式。在实际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对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产生影响，比如气象条件年际变化的影响、全国其他地区减排的影响、VOCs的减排措施较难量化、氨氮的减排措施较难开展等情况。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对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会产生消极作用。

为达到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京津冀地区应重点强化落实哪些政策措施?

产业结构大幅调整，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化，全面实施最佳可行技术，大力控制交通污染。

中国环境报：为达到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京津冀地区应重点强化落实哪些政策措施?

贺克斌：根据不同情景下的污染物减排量及相应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我们建议着力推进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产业结构大幅调整，放缓一次能源增长需求。京津冀地区未来长期发展模式应该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高耗能工业产量不再增长或者开始下降，重工业占主导位置的模式在2030年之前实现转型。北京除了城市工业以外，其他工业基本不再存在。天津市已有的大型重工业将不再继续发展，不再新建类似产业。河北将持续发展综合性的工业体系，“两高”行业产品产量得到控制。京津冀地区一次能源需求量增速放缓，一次能源需求量在2030年基本达到峰值。

第二，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化，煤炭消费比例大幅下降。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河北省重点削减发电供热、炼焦及工业高耗能行业的煤炭量。天津和北京也大幅度削减煤炭用量，削减重点为高耗煤行业和发电供热行业。使用清洁能源替代，加大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供应和推广力度，逐步提高城市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提高外购电和新能源发电比例。

第三，全面实施最佳可行技术。京津冀地区所有燃煤发电实现超低排放。河北、天津的钢铁企业全面升级改造安装高效除尘器，加强无组织排放管控。钢铁企业烧结机全面安装脱硫设备，脱硫效率不低于85%。河北、天津的工业窑炉全面升级改造为袋式除尘器或电袋复合除尘器，水泥行业全面开展低氮燃烧技术和末端脱硝治理。京津冀地区全面淘汰中小锅炉及落后炉型，全面开展脱硫、脱硝及除尘升级改造。天津、河北的炼焦、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的VOCs平均去除效率不低于70%。有效加强氨排放管控，2030年，天津、河北的畜牧养殖业集约化比例大于70%，化肥施用量得到有效控制，新型肥料缓释和控释技术得到大范围推广。

第四，大力控制交通污染。限制机动车总量，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建立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承担率。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贺克斌： 可以说，在政策建议变为政策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技术路径还是技术选择，都是越来越清晰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地区实现转型发展的成本情况如何、怎么承接。因此，地方政府要衡量不同措施的重要性，并进行取舍。比如煤炭，地方可以很快将煤炭消费比例降下去，其难点不在于判断技术的好坏，而在于如何处理技术成本和涉煤行业能源消纳等问题。再如治理散烧煤问题，在技术上有很多选择，但在选择的取舍上就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其他问题。在京津冀地区及周边地区如何开展“联发联控”(联合发展联合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成本的支付能力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也会下降。当找到之间的平衡点后，就会加速这一取舍过程。